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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与柳宗元的异同

发布日期:2019-07-13 01:3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、苏轼与柳宗元文章成就都高。柳宗元、苏轼同被后世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,对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2、苏轼与柳宗元文章思想性都很强。、柳宗元、苏轼的寓言现实针对性很强,往往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讽谕。

  3、苏轼与柳宗元都是有名的政治家。柳宗元参与了唐末的著名改革,苏轼则在地方上政绩显著。

  两人心态不同。苏轼的豁达、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。他们都曾放足山野,寄情山水,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际堪伤。

  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,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,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、秩序、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。

  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,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,又由于浸染释、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,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。

 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,“安史之乱”刚刚平定20年。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,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,逐渐衰朽。

  贞元十七年(801年),柳宗元调为监察御史里行,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,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,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

  展开全部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,穿越千年的时空,将两位青衫灰黯、神色孤伤的文人展现在今人的面前。他们都曾饱受政治的戏谑,空有报国之志、满腹才情,却只能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荒野踽踽独行。相同的境遇,相同的心情,却演绎了不同的人生,让后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读出了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。

  虽然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但苏轼的豁达、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。他们都曾放足山野,寄情山水,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际堪伤。所以,即使看到小石潭那“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”的清幽环境,看到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……似与游者相乐”的动人美景,他依然感觉“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,不可久居”!虽然发现了西山“悠悠乎与浩气俱,洋洋乎与造物者游”“不与掊蒌为类”,他也只是感觉“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”,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楚而已,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自己的事“拿得起,放得下”。

  同是放足大自然,苏轼看到的却是“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一时多少豪杰”的壮美,想到的是“惟江上之明月,山间之清风,取之无尽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食”,即使一文不明,即使身居陋室,即使食不果腹,苏轼依然是那么的潇洒、达观!

  因此,苏轼尽管被一贬再贬,甚至被贬到岭南——那瘴疫肆虐、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,他依然“居三年,泊然无所蒂芥,人无贤愚,皆得其欢心。”为惠州地方作了很多好事,并且还乐滋滋的写诗道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桔黄梅次第新;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  苏轼在海南生活三年,遇赦北还,他觉得依依不舍,作了一首《别海南黎民》:“我本海南人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劣优;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”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,历尽艰辛,但是他却常常忘却自身遭遇之不幸,所到之处,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,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。而他也把自己的被贬之地当作了自己的故乡。在他的晚年,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,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;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俨然不以被贬为意,反倒还在感激它使自己洗尽了铅华、荡涤了灵魂!

  而柳宗元呢?虽也以自己被贬之地为对象,写了很多不朽的传世之作,但他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是何时重返朝堂,再展抱负。所以当他接到一纸命他返回长安的诏书时,他便按捺不住,欣喜万状,急急赶去。并且在经过屈原自尽的汨罗江畔时,他竟随口吟了这样的诗“南来不做楚臣悲,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,莫将波浪枉明时。”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,这次被招返京,并不是被朝廷委以重任,而是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。因此他在和同时被贬的刘禹锡分手时,涕泪滂沱的说道“今朝不用临河别,垂泪千行便濯缨。”

  正是太过在意于个人的荣辱得失,太过顾虑于自己仕途的荣枯,使得柳宗元的身上少了些苏轼的精神,苏轼的气节,苏轼的胸襟!

  柳宗元、苏轼同被后世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,对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。通过对柳宗元、苏轼寓言比较,发现两人在现实的针对性、形象的刻划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;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,两者又表现出各自的特性。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对苏轼寓言散文产生影响,而苏轼的寓言散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。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苏轼则是北宋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,在诗、词、书法、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有建树。柳宗元和苏轼均以擅长散文而著名,同被后世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。 柳宗元、苏轼的寓言是他们散文作品中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。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和讽刺的故事,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盛行。特别是《孟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战国后期著作中,包含有许多寓意深刻,趣味盎然的寓言。柳宗元《三戒》等寓言文散文的的创作,创造性地继承前人成就,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。苏轼的《艾子杂说》是一本有独特风格的寓言笑话集,中国最早的寓言专集。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,但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通过对柳宗元、苏轼的寓言作品的比较,发现两者既存在着各自的艺术特性,又有相似之处。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对苏轼寓言散文产生影响,而苏轼的寓言散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。柳宗元、苏轼对寓言的发展都到了重要作用。柳宗元、苏轼在寓言创作上有许多相同、相似的地方:br

  1、柳宗元、苏轼的寓言现实针对性很强,往往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讽谕。如柳宗元的《罴说》:br

  鹿畏 区, 区畏虎,虎畏罴。罴之状,被发人立,绝有力而甚害人焉。楚之南有猎者,能吹竹为百兽之音。昔云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,为鹿鸣以感其类,伺其至,发火而射之。区闻其鹿也,趋而至。其人甚恐,因为虎而骇之。区走而虎至。愈恐,则又为罴。虎亦亡去。罴闻而其类,至则人也,卒搏挽裂而食之。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,未有不为罴之食也。①P388br

 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能模仿各种野兽叫声的猎人,他没有实际的武力,只好用蒙混吓唬的办法对付猛兽,用虎的叫声吓 区,又用罴的叫声吓虎,结果招来了罴,毫无办法。猎人以打猎为主,却无半点降龙伏虎的实际本领,只能象一个口技演员一样“吹竹为百音”企图侥幸捕获猛兽,结果自食恶果。这则寓言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所写。当时虽距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“安吏之乱”已达十多年之久,但由此反映的许多社会问题却并未解决:藩镇力量的扩张,中央集权的削弱,依靠阉臣、排斥革新派。作者把批判的笔峰直指那些外强中干,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吏,并以此讥刺唐朝廷“不善内而恃外”,采取“以藩治藩”办法的失策。br

  艾子浮于海,夜泊岛屿,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,复若人言,遂听之。br

  其言曰:“昨日龙王有令: 应水族有尾斩。 吾鼍也,故惧诛而哭。汝虾蟆无尾,何哭?”br

  这则寓言中讲到虾蟆在听到龙王“应水族有尾斩”的命令后哭泣。那么虾蟆并无尾,为什么会哭?是虾蟆杞人忧天吗?文中借虾蟆之口说到“吾今幸无尾,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”。是的,虾蟆的幼虫是科斗,曾长过尾巴,无意中触犯了龙王爷的清规戒律。龙王随时可以提讯你、随时可冶你的罪。作者借此影射当时社会这“理会科斗时事”的情况。br

  寓言中所说“龙王有令”所说的“应水族有尾斩”这句话,其词句是取材于当时政治事实的。据毕沅《资治通鉴续编》记载:绍圣四年二月。宋哲宗厌恶元佑间宰持(宰相),下制追司马光、吕公著等人,其臣僚趁机进言曰:“对其首尾附会之人……亦当量罪示惩。”哲宗果然首肯,于是与元佑宰持“首br